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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内学界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综述
2020-08-28 09:00:00

摘 要:2019年,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对于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路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继续的深入研究,并从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进行了深化;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内学界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中国学研究进程、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还有学者关注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个案问题。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方法;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学(汉学)[1]研究成为甚为活跃的研究领域。2019年,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继续出版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该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为此,本文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路径与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研究成果总结、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以及其他个案研究等方面进行概括论述,并对其中的代表性论著进行重点介绍。

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路径、模式探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路径有三种:第一种以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路径切入,重视海外汉学家研究内容的知识性,使用传统国学研究的方法进行解读和阐释并判断其准确性。第二种是从学术史角度切入,将海外中国学(汉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使用东方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爬梳海外中国学(汉学)本身发展历史的脉络,钩沉学术的传承与衔接。第三种是从跨文化、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将海外中国学(汉学)作为西方知识体系内容的一部分,使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观察“他者”视角下对于中国学(汉学)的观点和表述,并随之产生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时代局势的变化,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路径与研究模式又出现了新的探讨。2019年,学界从方法论出发,探讨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可能路径和可能的研究方法。如张西平、郭景红认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目前有三种方法:第一,国学研究的方法。其要点在于关注海外汉学在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时,他们在材料上是否正确,作为知识形态是否合理。在中国文学史、历史学、哲学史学科及其领域,大都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第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第三,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方法。”[2]这也是目前学界关于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方法讨论所达成的共识。21世纪以来,学界提出将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作为学科进而提出与之适配的研究方法的讨论层出不穷。石之瑜则提出了关系导向的“后中国学”/“后华”(post-Chinese)的分析方法,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一种共构的、变迁的关系过程。他指出:“把将中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当成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国学,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学科概念。研究者、研究对象及读者构成了一个关系脉络。追踪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学习重新相互(或自我)面对的历程,从如何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位置来归纳研究者,到如何整理研究者自诩的所谓客观性,到透过一个以‘关系’为内涵的知识框架,探究中国研究的中国性。”[3]这种研究方法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者、研究对象与读者放置于一个“关系”网之中,并以此形成一种知识框架,从而对中国研究的“中国性”进行研究。这种“关系”被美国汉学家柯文表述成为“局外”与“局内”的研究视角,柯文在2019年出版了其职业生涯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之旅》(A Path Twice Traveled: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该书从“局外人”、“局内人”两种视角出发,批判了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范式: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论、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表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强调西方学者要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应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标准来决定中国历史中何种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从而摆脱西方中心论。[4]

除了综合探讨海外中国学研究模式的论文之外,也有学者将新的研究方法引入具体研究的实证论文。如刘立群依据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建立的KAKEN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日本文部科学省1988-2017三十年间关于“中国学”立项课题的数量、课题经费的年度变化、项目类型、课题的学科分布、研究热点、研究机构、课题负责人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其发展态势是:“数量多、资金扶持力度强;细分经费、科学配置资源;传统中国学为主、多元化发展;加强海内外合作,开展实证研究。”[5]梁燕华将文化记忆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海外汉学译介研究之中,从文化记忆视域讨论了海外汉学回译研究。该文指出:“海外汉学本质是一种符号媒介和文化记忆双重转换的过程;时空迁移过程中文化记忆流变会导致记忆再现、记忆残缺和记忆消亡三种不同程度的回译效果。符号媒介转换能力、中华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记忆再生产能力是影响海外汉学回译的主要因素。”[6]以新方法、新视角并应用于具体实证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推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树立民族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和海外中国学研究深入发展,2019年初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于2019年11月16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主办了“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海外汉学史与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新进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发展的新成果”“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在研重大课题信息交流”“进一步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路与举措”四个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二、海外中国历史研究

海外学界对中国历史尤为关注,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积极回应,2019年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译著、专著及论文。如在海外著作方面,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该年推出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日本学者富谷至的《文书行政的汉帝国》、英国学者罗伯特·沃迪的《亚里士多德在中国》、美国学者顾立雅的《申不害》及美国学者康儒博的《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等一批译著。“汗青堂丛书”在2019年则出版了加拿大学者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7]、美国学者薛爱华的《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8]、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主编的《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9]、美国学者邓嗣禹、费正清主编的《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10]等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译著,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代表专著上,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2019年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推出了新中译本。[11]该书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分析了清代社会结构、中华帝国秩序建立的过程、由盛及衰的原因,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在肯定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超越“冲击—反应”研究模式,探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该书因其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独到的研究方法被美国多所大学用作中国近代史教材。该新中译本的推出注意了术语和细节的翻译,体现了中国海外中国学学界对海外中国史的强烈关注。华盛顿大学教授盖博坚的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推出中译本《皇帝的四库:乾隆晚期的学者与国家》。本书是至今为止海外汉学界罕有的关于《四库全书》研究专著,且对清代政治史和学术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出版后获得了1989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中译本的推出为中国学者、中国读者展现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12]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廉的专著《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以清朝嘉道时期的士大夫包世臣为研究个案,对其改革思想与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认为其始终追求物质利益的主张对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13]英国学者吴芳思、克里的《盟友背信:一战中的中国》一书,利用丰富的中外史料对一战中在欧洲战场的中国华工的生活及命运进行了考察。[14]

中国学者还对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进行回顾考察,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敏锐,也体现了学术交流和互通。在研究论文方面,在上古史研究上,卢梦雅、杨文文《从沙畹〈史记〉译本看其对早期中国史书编写的批判》对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史记》的译注进行研究,认为“沙畹的中国上古史观体现了对中国早期历史编写的批判,对西方汉学史和中西学术交流时都极具意义,与我国‘古史辨’学派遥相呼应”。[15]在先秦史研究上,陈龙、梁修敬的《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殿策中所引先秦史料比较研究》通过对明朝与朝鲜两国殿策中所引述先秦史料的数量、频率、内容和性质的统计分析和比较,考察这一传统文化载体的传播与发展状况。[16]在宋元史研究上,孙健的《试论杜赫德对宋代历史的诠释方式》一文则讨论宗教视野下的中国宋代历史,通过考察爬梳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对宋人宗教信仰与道德的记述,剖析杜赫德对中国宋代历史的解释模式。[17]在近代史研究上,吴义雄的《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一文从19世纪30年代西人对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和论述延展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早期西人对清代社会形态、对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认为“西人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反映了具体时代特定群体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更体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18]这篇文章以细致的实证研究、翔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分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这一研究问题提供了研究典范。在民国史研究上,元青《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人与域外汉籍文献资料建设》一文讨论了民国时期在海外的中国学人对域外图书馆汉籍文献的贡献,包括扩大图书馆汉语种类及数量、编写图书馆书目、协助分类等,为民国时期海外华人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材料。[19]

在专题史领域,国内学界关注了海外对中西交通、妇女史、丝绸之路等问题的研究。崔华杰以俄国汉学家裴智乃耳德的《元经世大典图》为例,从史料、史实和史观三个角度肯定了裴智乃耳德对海外汉学界和中国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裴智乃耳德的发掘“在史料上为中国西北史地研究提供史事线索,在史实上丰富了中国西北史地和元史的知识结构,在史观上助推中国传统的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更新与转向。”[20]王燕的《美国汉学家贺萧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一文以美国学者贺萧为个案,对贺氏的美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路径进行探讨,肯定了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最先采纳后现代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21]郑红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语学界对“丝绸之路”中国段的研究》一文搜集、整理、介绍与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与“丝绸之路”整体研究、“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考古与艺术、宗教、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相关的英文论文与著作,说明西方汉学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长期密切关注。[22]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者们对海外人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讨论较多。张德明的文章《亲历者的观察:在华英美人士、报刊视野中的五四运动》指出:“五四运动发生后,在华英美人士及报刊对此运动保持了高度关注。许多英文报刊持续对五四运动的最新情况进行跟踪报道,并刊发了评论及读者来信;杜威、芮恩施、司徒雷登等在华英美人士作为亲历者,通过撰写书信、报告及文章等方式对此次运动进行了论述,并对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及其影响发表了评论。”[23]欧阳哲生的《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论述了1917—1926年间,胡适与来京的欧美驻华使馆人员、北京大学的洋教员、西方汉学家的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体现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24]狄霞晨的《作为“新文学”试水者的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一文以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近代英文报刊为基础,认为“传教士所提倡的‘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具有相似之处,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一定的文学及思想资源。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与现代文学形态的形成。”[25]还有学者则回顾了海外学界的五四运动研究,如杨华的《转向与超越:美国学界的五四研究》一文则探讨美国从早期仅限于思想史领域的五四运动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等史学思想的影响,美国五四运动出现的研究路径转向。[26]杨一的《文明互鉴:海外汉学五四运动学术路径变化研究》以海外汉学五四运动研究主潮演化发展的时间线,爬梳海外五四运动学术史,梳理百年来国际汉学界有关五四运动奠基著作和最新成果,展开海外汉学五四运动学术路径的文化研究。[27]

2019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编辑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上海举办了“新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趋势与动态”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绕近年来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尝试打破国别汉学壁垒,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以及全球史视野下海外中国史的研究,讨论了“海外中国史的著作、专家、学术脉络、专业领域的发展、可资借鉴之处、值得商榷的地方,以及未来的趋势”等议题。[28]

三、新中国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与思考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学界对70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进程、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做了深刻思考。如吴原元有两篇总结性文章:一篇是对百年来中国学人域外汉学批评做了详细追踪论述与评价。他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清末民初之际、20世纪20年代以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时代。这五个阶段呈现出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的不同态度、不同研究方法,态度的变化、研究方法的转变都是基于社会的转型。他指出,“我们需要加强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亦应以批判之姿对域外汉学作必要的审视,坚守自身的价值主体性。”[29]另一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域外汉学研究历史进行爬梳归纳总结。他从中国学人、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域外汉学所蕴含的历史形态及研究方法的追踪、研究和批判中,指出:新中国前30年的域外汉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以服务现实需要为归依之意识及强调价值主体性的特点,忽视了域外汉学知识的一面,过度的泛政治化导致对域外汉学做出了过度的批判。”[30]何培忠则重点对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中国学发展的五个重要时间节点进行了回顾,认为:“中国学虽已成了热门,研究机构大量增加、研究队伍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地位大幅提升,但对‘严重的挑战’做出回应的属性依然没有变。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承载着向中国学界介绍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与海外学界展开深入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独特使命。”[31]

梁怡、杜意娜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情况,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内学界追踪外部研究动态、译介著作和资讯、评析典型观点、开展专项研究、预判国外中国学发展趋势的脚步一直未曾停下,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认为梳理好70年间国内开展中国学研究的进程,特别是重点分析后40年的情况,对规划好新时代的研究工作有非常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32]周武本年编著出版了《世界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回望与前瞻》。该书是《中国学》集刊的精选集,辑入20余篇关于海外中国学新动态的论述、名家访谈和名著解读等,集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进行了深度展望,展示了世界视域中的中国及由此产生的对话与交流。[33]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于2019年推出多组文章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如该刊在2019年第3期开辟“新中国70年:海外中国研究”专栏,刊登了《海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国家治理道路中的嵌入》《70年以来日韩学界的中国观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建设成就——基于〈中国季刊〉的考察》《〈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历程及启示》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概括与总结。《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推出的“新中国70年:海外中国研究专题笔谈”则以《面向新时代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为题,邀请魏海生、唐洲雁、张树华三位学者立足新时代,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群体、研究成果、研究影响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进行总结。如魏海生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内容表现为重点关注历史的中国到当代中国;研究方法表现为以文献研究、区域性研究为主,发展为多学科方法的综合性研究;研究群体从以欧洲、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扩展至世界大部分国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对所在国决策者的影响显著增强。”唐洲雁则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开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跟踪研判国外研究动态,进行相应的跟进、分析、再研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海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张树华从学科外延、研究范围、学科地位、中国研究的问题性和思想性、中国研究的应用性、中国学的中外互动性等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对中国研究的六个变化。[34]《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还围绕“70年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中国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唐磊研究员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亚历山大·罗曼诺夫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研究员和华东师范大学曹景文教授五位专家展开学术对话,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海外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研究范式向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进行深入讨论,探讨海外中国学未来之可能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合作模式等。[35]

在学术会议方面,2019年3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的“新中国70年:海外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会议主题为“海外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研究”,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期刊主编出席会议,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从角度,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当下及未来、海外视域里的中国政治发展、中国话语与国家形象结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史、海外中国学的国别与专题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36]

四、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论述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脱胎于西方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中的不断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的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国际中共学”的概念近年来开始被学界提出,并受到海外中国学界的集中关注。张明通过探讨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认为“国际中共学”这一概念“一方面力图建构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单纯学术研究门类,另一方面期冀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实现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有机融合,这是对传统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性理论尝试。”[37]

2019年也有论著聚焦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如天津人民出版社本年推出了《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一书,邀请80多名海外的学者、政要、评论家畅谈他们眼中的当代中国,从新时代、全面小康社会、“一带一路”、中国梦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刻解读。[38]周凯总结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展动向,指出“海外学者比较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高压反腐及其内在逻辑、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议题,并呈现出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研究议题紧跟时政热点、理论框架亟待更新等特征。”[39]赵超则聚焦海外学者近年来就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自我革新与提高所做的研究,从思想理论和执政特点两个研究维度进行梳理分析,呈现出海外学者勾勒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图景。[40]李雪梅通过考察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60年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以及收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篇章以及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命名的毛泽东著作集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得出结论称:“《毛泽东选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海外也赢得庞大的读者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极大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价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她还认为:“厘清《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脉络,对于在新时期通过出版物对外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41]

概念的来源问题一直是海外党史研究的重点之一,陶季邑对“毛主义”概念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考据。他认为费正清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书稿1950年6月就已完成编写,并使用“毛主义”概念,然后被美国学者史华慈在1951年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所利用。因此不能说史华慈在其书中“创造”了此概念。实际上,此概念是费正清“创造”的,他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使用了“毛的理论”语词,这是“毛主义”概念最初的表达形式。[42]

根据李丹青2019年的研究,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这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43]韩强也总结了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不同角度的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进行中共研究的主线,他们研究认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关键一招,全面从严治党、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成功执政的根本前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是成功执政、长期执政的关键”。[44]需要警惕的是,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少数与真实情况相违背的负面评价,这需要国内学界对此进行积极回应发声,以正视听。

五、海外中国学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由以语言、历史等为主体的传统汉学,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关于中国各方面的研究,其学科外延在不断扩大,在2019年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各方面的个案研究论著也是频繁问世。

美国学者列文森的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将推出两版新中译本,分别是刘文楠译本[45]、季剑青译本[46]。两本新译本的译者在该书出版之前,也在2019年底分别展开了对列文森对中国研究的再思考。刘文楠认为,“列文森作为20世纪中叶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成为了解其时代和思想语境的钥匙。今日重读重译列文森的意义除了学术史的意义外,也是对今日历史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和启迪。”[47]季剑青认为“列文森对内含于中国的独特性之中的普遍性的认识,使得他能够将中国历史的书写从汉学殿堂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中国经验与世界范围内更广阔的关切联系了起来。《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核心论题正是共产主义中国与儒教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列文森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出了自己的不同于‘汉学决定论’的独特解释,其中提出的若干命题,超越了单纯的中国史范围,具有普遍的思想史意义。[48]”

在海外中国学的人物、版本及词汇个案的研究上,国内学界也对海外的研究进行再考察。如张西平以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为个案,对雷慕沙的中国典籍翻译翻译学术成就进行了爬梳整理,彰显了雷慕莎对法兰西学院、法国汉学乃至西方汉学的贡献。[49]吴真则讨论了1933年在日本发现的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孤本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他采用以往《孝经直解》研究未曾留意的海外传播视角,以讨论此书在日本的发现过程、出版原委及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转向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指出:“《孝经直解》深刻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经过京都学派的推动,《孝经直解》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元史学、语言学、俗文学等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海外学界在《孝经直解》研究上的、丰硕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学者对于这本世间孤本的重视与研究。”[50]俞晓秋以“Sino”、“Sinology”、“New 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Contemporary Chinese/China Studies和China Program/Project”等基本词汇为例,对海外中国研究中模糊不清、释义多样的基本表述、词汇概念进行梳理与厘清。认为:“要打通海外传统与现代汉学研究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借助‘海外中国学研究’构建中国与世界对话合作的有效框架和平台”。[51]

近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的再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研究视野之中。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专著、报刊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和博士论文等。虽然博士论文属灰色文献,不公开出版,获取有一定难度,但海外涉及中国主题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论文对中国图书情报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陈剑光全面梳理了近百年来欧美国家博士论文目录中涉及中国(含港台澳)主题和以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各语种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论文,分析海外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以及博士论文获得者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他认为,“对于我国图书馆学界来说,海外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论文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其研究的主题或内容,而是其运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于我国图书情报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2]

国内学者还从跨学科、跨视角、多维度等方面结集出版相关文章,在方法论、研究内容上继续推进中国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如阎纯德本年主编出版的集刊《汉学研究》涉及国内外汉学研究、海外汉学家等方面,其中刊登的《“汉学研究大系”学术咨询会特稿》《汉学研究一瞥》《文明交流互鉴的贡献》、《国学特稿》《人类第一学文明第一法》《卜弥格与中医的西传》等文章,集结了2019年国内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53]陈剑光所著的《域外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与对外翻译出版散论》一书,为其本人近年写作的19篇论文的结集,从方法论上进行了创新与突破,采用大量统计方法,将数字人文与传统考证相结合,综合译介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多学科成果,使得研究成果更加客观,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对外翻译出版与传播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54]宋莉华主编的《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一书,集结了国内来自比较文学、宗教学、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内在宗教对翻译文学的影响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的文章,通过讨论宗教对翻译文学的介入与影响,推动文学与宗教的跨学科研究。[55]

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的国别汉学(中国学)研究在2019年也有突出成果出现。既有学者从宏观视野,从学术史角度爬梳国别汉学的发展过程及各阶段呈现的学术特征,也有学者从具体年代、具体群体对国别汉学的发展与影响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美国汉学本年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如张静河出版的《美国汉学史》爬梳美国研究中国社会文化120年的学术史,从材料、思想、治学、学理等角度对美国汉学史进行了完整又详略得当的分析。[56]张扬的专著《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通过对冷战影响下产生的“政治与知识”(官智)互动关系研究,探讨美国中国学的跨学科研究路径及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国内学术界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方法、对多元档案材料的运用方法、对学术空间的拓展等方面的观照与反思。[57]顾钧、胡婷婷主编的《民国学者论美国汉学》一书对收录在民国时期重要学术期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上刊载的中国学者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书籍和论文)的学术书评的整理,加深了学界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民国学术史、美国汉学史的认识。[58]吴原元著述的《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一书,以学术书评为主要史料和视角,围绕民国时期移居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者这一群体在美的学术人生及其与美国学界的互动,探讨他们是如何改变美国汉学研究的荒村状况,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彰显中国主体性。该书的出版和该议题的推进也体现了中国学者逐步将事业扩展至海外中国群体,体现了学术自觉。[59]此外,杨华的《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一文通过论述自二战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美国史学的变化与发展、研究范式的重要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探讨了国内史学界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反思和观照,及如何构建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60]

除了美国汉学研究外,俄罗斯学者达岑申的《俄罗斯汉学史(1917—1945)》也在本年被翻译出版,从历史、政治、地理、宗教、文化等层面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中国研究。[61]《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 4期刊登的《俄罗斯汉学范式的形成:19 世纪知识精英的中国观》(张冰、A. 罗曼诺夫)、《印度汉学研究的百年流变及前景展望(1918—2018)》(章立明、周东亮)、《荷兰的中国学研究:现状、焦点与评价》(陈媛)三篇文章,分别对俄罗斯汉学、印度汉学、荷兰的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于芳的《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则对德国自2005年以来智库建设中对中国的研究进行探讨,指出:“德国智库最初将中国视作经济大国,而后看到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且会长期持续的趋势,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但对德国而言也有机遇。”[62]该文对中德关系、中国对德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1—5期的“域外中国研究动态”栏目下还有多篇文章对域外当代中国问题的表述和观点有所关注和研究。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农业、教育、民生等诸多领域的诸多问题。

从2019年出现的对国别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可以发现国别中国学(汉学)的国别不断丰富,通(全)史研究与个案研究并重,将国别汉学(中国学)研究置于全球视野之下,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入,研究范式由传统汉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中国学的政治、经济、文化多领域并重同步展开的研究,但对重要国别、特定年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仍需持续关注并进行下去。

六、结语

纵观2019年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中国学(汉学)的研究,成果颇丰。海外中国学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队伍成分趋向多元,学术交流范围扩大,总体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新特点、新趋势。学者们不断发现和利用新史料,在重视原始档案搜集和利用的传统的同时,结合大数据和智库力量,从宏观研究到微观深入,且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论著比重提升,研究内容逐渐扩展至文献学、学术史、社会学和跨文化研究,研究广度、深度、研究方法和理论水平都有所提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期刊不断推出探讨海外中国学(汉学)理论、方法和个案的文章。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等海外研究重点品牌书目一直不断推陈出新。

虽然国内学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硕果累累,仍有许多可以深入挖掘提升的问题。第一,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国别过度集中于欧美国家,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关注不够,应进一步加强从全球视野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同时这也需要精通这些国家语言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第二,在学校学科建设方面,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有较好优势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机制,但仍呈现出学者断代、师资不足,优秀人才缺乏等情况,因此需统筹各方面资源以加快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发展建设,引进与培养相关人才,特别是熟练掌握各种外语的人才。第三,目前国内学界研究各自为营,研究力量分散,学术成果转化率低,为国家决策的提出和实施的贡献率低。新时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需建立贯通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大平台,建设有合作、有分工的研究联盟。第四,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多是借鉴吸收西方的东方学理论,真正体现中国自身学术自信的理论和方法较少,中国学者应坚持学术主体性和批判性,关注中国对国际学术文化或者西方学术的影响。学者们需要将海外中国学知识纳入各学术领域研究的框架之下,将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纳入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主线来考察,增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互动,树立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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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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